四、代表性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之紀念碑的設立在轉型正義工程裡占有一席之地，請列舉二個重大事件紀念碑所呈現的歷史脈絡以及當代意義，從單一物件（碑）到集體生活空間所代表的敘事重構。（25 分）

一、前言

紀念碑不僅是保存歷史記憶的物質性物件，也是國家與社會選擇、詮釋及建構歷史的重要媒介。過去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往往由殖民政權或國家以「征討」、「平亂」或「治理」的觀點加以記述，使原住民族成為歷史中的客體。隨著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推動，紀念碑的意義已逐漸從單純紀念事件，轉向重新檢視歷史敘事、恢復原住民族主體性，並將紀念物與部落、傳統領域及集體生活空間重新連結。以下以牡丹社事件及霧社事件為例說明之。

二、本文

（一）牡丹社事件紀念碑：從帝國征討記憶到傳統領域與族群主體性的重構

1871年琉球宮古島船難事件後，部分船員於臺灣南部遭遇當地排灣族人，1874年日本以此為由出兵臺灣，攻擊牡丹社、高士佛社等部落，形成牡丹社事件。此事件不僅是日本對臺灣原住民族的軍事行動，也與日本對琉球的主權主張及近代帝國主義擴張有關。事件後清政府亦進一步強化對臺灣原住民族地區的治理。

牡丹社事件的紀念空間尤其凸顯「誰書寫歷史」的問題。石門古戰場的紀念碑歷經不同政權，其碑文亦曾多次更替；後來更透過移除具有特定時代政治意涵的碑文，反映出社會對殖民及國家單一歷史敘事的重新檢視。此一轉變並非單純「拆碑」或「改碑」，而是希望將牡丹社事件從國家軍事史重新放回排灣族部落的歷史脈絡，理解其守護土地、部落與傳統領域的主體性。

因此，牡丹社事件的紀念不應侷限於石門的一座碑，而應將八瑤灣、石門古戰場、牡丹社、高士等地視為相互連結的歷史地景，結合部落口述歷史、族人記憶及傳統領域，使「碑」由靜態紀念物轉變為族人認識祖先歷史、土地與文化的集體生活空間。

（二）霧社事件紀念碑：從殖民抗爭記憶到賽德克族集體認同的重構

1930年霧社事件是日本殖民統治下賽德克族反抗殖民壓迫的重要事件。以莫那．魯道等人為代表的賽德克族人，因土地控制、警察制度、勞動管理及文化壓迫等因素長期累積不滿，最終發動武裝抗爭，日本政府則進行大規模鎮壓，造成大量傷亡，並使部分族人被迫遷徙至川中島等地。

過去霧社事件常被放在日本殖民統治與「抗日」的框架中理解，紀念碑名稱及文字也帶有國家命名的痕跡。然而，從今日原住民族史觀出發，應重新將霧社事件理解為賽德克族在殖民統治下為維護土地、文化、尊嚴與族群生活方式所進行的歷史行動。因此，紀念碑的族名、事件名稱及碑文如何呈現，均涉及原住民族歷史主體性的問題。

當代的霧社事件紀念也已超越一座紀念碑本身，逐漸與事件發生地、部落遷徙地、紀念公園、族人追思、口述歷史及文化創作相連結。如此一來，紀念碑不再只是供外來者觀看的歷史標誌，而成為賽德克族進行追思、教育、文化傳承及族群認同的公共空間。

（三）由「碑」至「生活空間」的敘事重構及轉型正義意義

上述兩個案例顯示，原住民族紀念碑的轉型正義至少具有三層意義。第一，由單一國家敘事轉向多元且具原住民族主體性的歷史敘事，使原住民族從「被治理者」轉變為具有政治行動能力的歷史主體。第二，由單一紀念物轉向完整歷史地景，將碑與部落、山林、河川、祖靈地、傳統領域及遷徙路徑連結，使歷史記憶重新回到族人的生活脈絡。第三，由歷史紀念轉向當代文化實踐，透過族語、口述歷史、祭儀、部落教育及文化活動，使歷史不只是過去的事件，而成為當代族群認同與文化傳承的一部分。

因此，轉型正義並非單純「增加紀念碑」或「拆除舊碑」，而是重新檢視紀念物背後的權力關係，並讓原住民族重新取得命名、記憶及詮釋自身歷史的權利。

三、結論

綜上，牡丹社事件與霧社事件紀念碑均呈現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記憶從國家中心走向原住民族主體性的轉變。紀念碑作為具體的歷史物件，固然具有保存記憶的功能，但真正的轉型正義應進一步將其放回部落、傳統領域及文化生活之中。因此，可將此一歷程概括為**「由碑而地景、由地景而生活、由生活而主體性」**。唯有讓原住民族重新參與歷史命名、記憶與詮釋，才能使紀念碑由過去權力的象徵，轉化為今日族群尊嚴、文化復振與歷史正義的公共空間。

? 國考考場的三段式記法

這題直接背這個架構即可：

第一段｜前言

紀念碑＝物質記憶＋權力＋歷史敘事
→ 轉型正義＝重新詮釋＋原住民族主體性

第二段｜本文

① 牡丹社事件：帝國征討 → 排灣族守護土地 → 歷史地景
② 霧社事件：殖民壓迫 → 賽德克族抗爭 → 集體認同
③ 碑 → 地景 → 生活空間 → 主體性

第三段｜結論

由碑而地景、由地景而生活、由生活而主體性。

這個「碑→地景→生活→主體性」就是本題最重要的收束句，能直接扣回題目最後要求的「從單一物件到集體生活空間所代表的敘事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