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線上測驗
登入
阿摩線上測驗
登入
學習重點 新制度論於1980年代後崛起：在批判行為主義過度重視可觀察行為、量化分析，以及忽略制度與情境脈絡的基礎上，重新確立制度對政治行動的重要性。 新制度論主要整合社會學與經濟學兩股力量，發展出理性抉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等途徑，另有規範（規則）制度論、組織制度主義等研究取向。 制度的意涵廣於正式組織：除了法律、規章與正式程序，也包括非正式慣例、規範、共享文化，以及穩定而重複出現的行為模式。這是新制度論相對於舊制度論最獨特的特徵。 制度直接影響並塑造個人行為：制度提供誘因、合法性、適當性判準及行動腳本。個人或組織的偏好與策略都受到制度脈絡影響。 各分支的關懷不同：理性抉擇看誘因與菁英策略，社會學看規範與文化，歷史看路徑依循與關鍵時刻。 核心觀念 一、新制度論的興起與學術背景 新制度論的興起可從三個面向理解： 對行為主義的批判：行為主義擅長行為測量、量化方法與個體行為分析，卻容易把制度、歷史與文化當作剩餘變項。因此它難以解釋：相同的刺激為何在不同的制度與文化情境下產生不同結果。 對舊制度論的改造：舊制度論偏重法律、憲法與正式組織的靜態描述。新制度論則將注意力轉向動態的制度，研究制度的形成、變遷、互動效果，以及制度對政治決策的影響。 跨學科整合：新制度論吸收社會學有關規範、文化、組織與社會化的觀點，也吸收經濟學有關誘因、選擇、交易成本與策略互動的分析。因此，影響新制度論的兩股主要力量是社會學與經濟學，不是心理學、生態學或人類學。 March與Olsen在1980年代提出「新制度論」，強調制度的組織因素與「適當性邏輯」，是政治學新制度論的重要起點。Hall與Taylor則將新制度論整理為理性抉擇、社會學、歷史三大分支，成為最常引用的分類。 二、舊制度論與新制度論的比較 比較項目舊制度論新制度論 制度範圍政府部門的正式組織，以及其中運作的法規與程序正式規則之外，非正式慣例、規範、文化與穩定重複的行為模式也屬制度 研究取向靜態、法制、描述性動態，重視制度的形成、變遷與效果 理論基礎法學、歷史描述整合社會學與經濟學 共同點兩者都認為政治制度是塑造個人行為的重要前提，因此這一點並非新制度論獨有的特徵 「個人理性且自利的行為是政治活動的基本單元」偏向行為主義與理性選擇的個體主義觀點，不是新制度論獨有的特徵。 三、新制度論的廣義制度觀 在新制度論者眼中，只要是穩定而重複出現的行為模式，即可視為廣義的制度。制度的內涵包括： 正式制度：法律、憲法、選舉制度、立法規則、行政程序及組織規章。 非正式制度：政治慣例、非正式規範、共享信念、符號與文化。 制度程序：議事規則、決策流程、資訊處理方式及權責劃分。 制度雖然會變化，但仍具有某種程度的穩定性。制度界定了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影響資訊與風險的分布，也影響個人對自身利益與適當行為的理解。 四、新制度論的核心主張 探討政治現象要著重國家的角色：國家的制度設計、權力配置及與社會的關係，會影響政策走向。 人的行為深受制度影響：制度對個人行為會產生限制與影響，也會塑造偏好與策略。 制度對人民的影響是直接的：制度直接構成行動者面對的規則、誘因與選項，直接作用於人民的行為。 制度的訂定過程與結果同樣重要：規則如何訂定、由誰參與，本身就會分配權力與誘因。 將非正式制度納入研究範圍，並承認制度兼具穩定性與變遷性。 制度變遷多屬漸進式：既有制度常因學習效果、利益連結及報酬遞增而形成路徑依循。 五、主要分支及其差異 分支核心分析單位制度如何影響政治代表觀點與議題 理性抉擇制度主義 具有目標與資源的個人、政黨及菁英 制度改變誘因、成本與可用策略。行動者依自身利益進行策略互動，並且會利用或改變制度。 源自經濟學。認為民主化主要起源於菁英個人行為的主動性，例如菁英之間的協商與策略選擇。代表學者有Shepsle、North等。 社會學制度主義 共享規範、文化、角色期待與組織腳本 制度透過社會化、合法性與「適當行為」標準引導行動。人們依制度腳本行事，即使不符合狹義的個人利益。 源自組織社會學。重視規範、慣例、文化與合法性，代表學者有Meyer、DiMaggio、Powell等。 歷史制度主義 制度變遷的時間序列、關鍵時刻與既存制度 過去形成的制度會產生報酬遞增與路徑依循。重大分歧出現在關鍵時刻，之後的發展受既有路徑制約。 強調歷史順序、延續性與偶發性，代表學者有Peter Hall、Paul Pierson、Kathleen Thelen、Skocpol等。 三者的差異可簡化為三個問題： 理性抉擇制度主義問：行動者如何依誘因計算與博弈？ 社會學制度主義問：規範、文化與合法性如何塑造行為？ 歷史制度主義問：過去的制度與事件如何限制後續選擇？ 此外，新制度論也包括以下研究取向： 規範（規則）制度論：以March與Olsen為代表，強調制度中的規則、價值與適當性邏輯。 組織制度主義：關注官僚組織與正式組織的結構、規章及作業程序。 結構功能論不屬於新制度論。它是行為主義時期以系統的結構與功能整合為主的理論。 六、研究範圍 新制度論的研究核心包括： 立法機關、政黨、文官體系，以及官僚組織的特質。 文化與習慣的轉變。 威權轉型的可能。 政治經濟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新聞媒體不是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核心，社會階級的流動也不在新制度論的研究範圍內，後者屬於社會階層化研究的課題。 以新制度論研究政治經濟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時，往往會結合三個學派： 歷史制度學派：提供變遷背景。 理性制度學派：分析決策者的策略互動。 組織制度學派：分析政府與其他組織的結構及執行程序。 七、新制度論的限制 制度概念過於廣泛：正式規則、非正式慣例、文化與行為模式都可稱為制度，容易造成概念模糊，各學派也難以比較。 因果效果難以辨識：制度與經濟條件、利益結構常同時變動，不易排除其他解釋。 解釋制度變遷的能力較弱：新制度論偏重制度的延續性，路徑依循與關鍵時刻的概念也難以精確測量。 可能過度制度中心：容易低估行動者的能動性、權力不對稱及偶發事件的影響。 分支之間的立場有矛盾：理性抉擇的「計算邏輯」與社會學的「文化邏輯」，對人性的假設並不一致。 常考陷阱 把結構功能論當成新制度論的分支：新制度論涵蓋理性抉擇、規則（規範）、歷史、社會學、組織等制度論，但不包括結構功能論。 學科組合選錯：新制度論整合的是社會學與經濟學。凡是選項中出現心理學、生態學或人類學的組合，都是錯的。 把路徑依循配給社會學制度論：路徑依循是歷史制度論的核心概念。社會學制度論強調的是規範、文化與合法性。 以為新制度論不研究歷史、規範與文化：歷史制度主義與社會學制度主義正好分別重視這兩個面向。 以為新制度論以量化研究方法為主：以量化為主的是行為主義。新制度論多採歷史比較、案例研究等方法。 以為「事實與價值不可區分」是新制度論的主張：這不是新制度論的主張。 新制度論「才有」的特徵：只有「非正式慣例也屬於制度」是新制度論獨有的特徵。「研究政府正式組織與規則」是舊制度論的特徵。「制度是塑造行為的前提」則是新舊制度論共有的觀點。 以為制度訂定過程不如結果重要：這不是新制度論的核心概念。「重視國家角色」、「人的行為深受制度影響」、「制度對人民的影響是直接的」三者才是核心概念。 研究範圍的判斷：新聞媒體不是研究核心，社會階級的流動不是研究範圍。立法機關、政黨、文官體系、官僚組織、文化習慣的轉變、威權轉型，則都在研究範圍之內。 民主化起源於菁英主動性：這是理性抉擇制度論的觀點，不是社會學制度論或歷史制度論。 「發展、統合、分離制度學派」都是虛構的選項：研究政治經濟制度時，與歷史、理性學派搭配的是組織制度學派。 記憶口訣 「八十年代反行為，社經合流回制度；正式非正式都算，穩定重複即制度。」 分支判斷：理性看菁英誘因，社會看規範文化，歷史看路徑依循，組織看結構程序；結構功能不入列。 研究範圍：立法、政黨、文官是核心；媒體、階級流動不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