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學研究途徑與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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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於 2026年10月22日

學習重點 掌握孔恩「典範」的意義：科學社群共享的信念系統、世界觀與觀察方式，屬於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觀點，並理解典範可能轉移。 熟記亨利五個行政學典範的順序、年代、研究場所與研究焦點，以及行政學追求獨立自主的過程。 辨認丹哈特的典範與代表學者，並區分瓦爾多的「認同危機」與歐斯壯的「智識危機」。 區別靜態（結構）、動態（行為）、生態、心理、比較、批判、詮釋與現象學等研究途徑。 能以效率、專業與人力資源運用為主軸，申論人事行政的管理途徑。 核心觀念 一、典範的意義與孔恩的觀點 孔恩（Thomas Kuhn）於1962年《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典範（paradigm）概念。典範是某一正規學科或科學社群共同接受的基本共識，用以規範該學科的問題、概念、假定、理論、研究方法及語言，並使其取得正當地位，同時提供判斷研究是否適當的標準。行政學者常借用孔恩的典範概念描述行政學的發展。 典範的主要意義可歸納為幾個基本觀念：典範是一種信念或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是一種世界觀（world view）、是一種普遍性的觀點（a general view）、是一種觀察的方式（a way of seeing），也是科學社群共享的研究共識。它不是單一研究技巧，也不是針對個別問題的特殊看法，而是引導研究者「看見什麼問題、如何解釋與研究」的整體架構。 概念層次與性質 典範最高層次的基本共識，規範整個學科的問題、假定、理論、方法與語言。 理論在典範之下，用以解釋特定現象的一組命題。 研究途徑選擇問題與資料的角度或切入點，如結構、行為、生態途徑。 研究方法蒐集與分析資料的具體技術，如問卷、訪談、統計。 依孔恩的說明，常態科學在既有典範內進行解題；當難以解釋的異例累積，形成危機，並經科學革命產生典範轉移。因此典範會隨時代與知識發展而變動，不是永遠不變。行政學借用此概念描述學科發展，但其不同取向常同時存在，不宜認為新典範出現後舊典範便完全消失。 名詞解釋作答：先寫提出者與著作（孔恩，1962年《科學革命的結構》），再說明典範是科學社群共享的信念系統、世界觀與觀察方式，具有規範研究問題、方法與語言的功能，最後補充典範可能轉移，並可舉亨利以典範描述行政學發展為例。 二、亨利的行政學五典範 亨利（Nicholas Henry）在《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一書中，以研究場所或範圍（locus）與研究焦點（focus）說明行政學的發展：前者回答「研究在哪裡進行、以何種機構為範圍」，後者回答「研究什麼、具有何種專業知識」。 順序與年代典範主要內容與判斷關鍵 第一（約1900～1926）政治與行政分立政治決定政策，行政執行政策；以政府官僚體系為研究場所，主張行政研究可以價值中立，追求效率；研究焦點較不明確。 第二（約1927～1937）行政原理（原則）相信存在放諸四海皆準、可適用於任何組織的行政原則（如古立克的POSDCORB）；研究焦點明確，研究場所則不重要。 第三（約1950～1970）公共行政即政治學政治行政二分與行政原則受到挑戰（如賽蒙批評行政原則只是互相矛盾的「行政諺語」），行政學重新回歸政治學；研究場所明確，但獨特焦點不足。 第四（約1956～1970）公共行政即管理學藉管理科學、組織理論及一般管理知識尋求發展；重視公私組織共通的管理問題，焦點明確，但公共行政的「公共」特殊性容易模糊。 第五（1970年起）公共行政即公共行政行政學開始獨立自主發展，結合組織理論、管理技術與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等議題，重新確立研究範圍及專業焦點。 依亨利的看法，行政學早期（1950年代以前）的兩大基本假定是政治行政二分與建立行政原則。「打破行政諺語」與「政治行政一元」則是對早期假定的挑戰，不是早期基本假定本身。 申論評論：亨利的分類以研究場所與研究焦點的消長為主軸，有助於理解行政學在政治學與管理學之間尋求定位、逐步追求自主的過程。但各典範並非截然分期（第三、第四典範年代即相互重疊），彼此存在延續關係；行政學兼具政治性、管理性與公共性，也難以用單一標準完全涵蓋。 三、丹哈特的典範與行政學危機 丹哈特（R. B. Denhardt）從公共組織理論的不同取向討論行政研究。應特別掌握下列對應： 典範代表學者理解重點 行政控制賽蒙（H. A. Simon）以理性決策與組織運作理解行政，關注如何透過控制提升行政效率與組織效能。 組織學習葛倫畢斯基（R. Golembiewski）重視組織發展、人員成長與變革，透過學習改善組織及成員的互動。 行政學在發展中曾出現兩種危機，皆涉及學科定位，須分辨提出者與用語： 危機提出者內涵 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瓦爾多（D. Waldo）行政學究竟是什麼：與政治學的關係如何、研究重點何在、能否成為獨立學科。「是否應追求效率」不屬於認同危機的內容。 智識危機（intellectual crisis）歐斯壯（V. Ostrom）行政學缺乏清楚且獨特的知識定位，一度與管理學及政治學難以區分，失去獨立性。 依亨利的說法，行政學自1970年代起進入獨立自主階段，不能宣稱直到新公共服務理論提出後，公共行政才成為獨立學科。 四、行政學研究途徑的區辨 途徑研究重點辨識詞 靜態研究（又稱結構研究）組織結構、層級、權責分配、法令規章及正式制度。結構、權責、規章 動態研究（又稱行為研究）組織實際運作與人員行為，包含領導、溝通、決策及非正式組織。行為、互動、運作 生態研究行政體系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環境的相互影響。環境、適應、交互作用 心理研究行政人員的需求、態度、動機，探討如何滿足其自尊心、榮譽感與自我成就。需求、動機、滿足 比較研究比較不同國家、制度或文化下的行政現象，探討異同及其形成原因。跨國、異同、制度比較 批判研究從辯證反思的行動中，找尋行政制度的矛盾與不公正，進而修正錯誤、改善現狀。批判、反思、解放、變革 詮釋研究理解行動者如何賦予經驗與行動意義，重視情境、語言及主觀理解。意義、理解、情境 上述途徑可以交互運用。例如研究員工激勵，既具動態研究性質，也可能採心理研究觀點；作答時應依題幹最直接的研究焦點判斷。 五、現象學的行政 依全鍾燮（J. S. Jun）的分析，現象學的行政屬於人文主義行政研究途徑之一，植基於哲學與政治理論。研究者質疑將科學方法適用於行政理論的可行性，重視人的生活經驗、主觀意識與意義建構。 在此觀點下，組織是成員透過主觀意識、解釋及互動所建構的社會實體。因此，將組織描述為「客觀既存的結構，而非成員主觀意識建構的社會實體」，即違反現象學的基本立場。 六、人事行政的管理途徑 人事行政的研究一般有管理、政治與法律三大途徑。管理途徑以效率、效能、專業能力與組織目標為中心，把人事行政視為取得、配置、發展及維持人力的管理活動，強調適才適所與有效運用人力資源。申論可依人員進入、任職到離職的流程展開： 人力規劃與工作分析：估計人力需求，釐清職務內容、職責與任職資格，作為配置依據。 招募、甄選與任用：依職務需求及能力選才，重視功績、專業與適才適所。 訓練與發展：辦理職前及在職訓練，提升能力，並結合生涯發展與人才培育。 績效與激勵：透過考核、回饋、陞遷、獎懲及待遇，改善工作表現與士氣。 維持與離退管理：處理福利、工作安全、員工關係及退休離職，維持人力運作。 比較而言，政治途徑重視代表性、回應性與公共課責；法律途徑重視依法行政、平等、正當程序及權利保障。管理途徑雖以績效為重心，仍須在公共價值與法律規範下運作。 常考陷阱 張冠李戴：典範概念及《科學革命的結構》對應孔恩，不是賽蒙、杜拉克、泰勒或韋伯；認同危機對應瓦爾多，不是威爾遜、古立克、古德諾；智識危機對應歐斯壯；丹哈特的行政控制對應賽蒙、組織學習對應葛倫畢斯基，賽蒙不歸入組織學習、政治教育或政治結構。 把典範說成特殊性觀點或固定不變：典範是「普遍性」的觀點，且會隨時代變遷而轉移。選項寫「特殊性的觀點」「不會隨時代變遷而移轉」即錯。 典範與研究途徑、方法、理論混淆：題幹出現「規範問題、假定、理論、方法和語言的基本共識並取得正當地位」，答案是典範。 亨利典範順序錯置：第一分立、第二原理、第三政治學、第四管理學，第五才是「公共行政即公共行政」，自1970年代起獨立自主。 把比較行政當成管理學典範的重點：管理學典範著重一般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科學，寫「最重視比較行政」即錯。 早期基本假定寫錯：是「政治行政二分」加「建立行政原則」；「政治行政一元」「打破行政諺語」都是後來的挑戰。 認同危機加入效率：認同危機問的是學科定位（與政治學關係、研究重點、能否獨立），不是是否追求效率。 把批判等同詮釋：理解行動意義偏向詮釋；辯證反思、揭露制度矛盾與不公正並改善現狀，才是批判。 靜態、生態、心理混用：權責規章找結構（靜態別稱結構研究，不是生態或比較研究）；環境互動找生態；自尊、榮譽感、自我成就找心理。 誤讀現象學：現象學強調組織由成員主觀意識建構，選項寫「組織是客觀既存結構」即錯。 記憶口訣 亨利五典範：「分、原、政、管、公」：政治行政分立、行政原理、公共行政即政治學、公共行政即管理學、公共行政即公共行政（1970起獨立）。 人名對應：「孔恩說典範，瓦爾多認同，歐斯壯智識；賽蒙管控制，葛倫學習。」 研究途徑：「靜看架構，動看行為，生看環境，心看需求；批判求改變，詮釋求理解。」